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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转型时期正值全球化风起云涌之际，由是深深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，“中国制造”更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
全球化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中国的角色和作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，“经济结构调整”，“产业转移”，“走向价值链高端”便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。

因此，我们看到中国的产业正在发生几个维度的转移，包括从沿海到内地，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，以及从国内走向海外。这些对中国的企业来说，无一不是全新的课题。

所幸的是，世界上不乏先行者，他们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同行认真吸取。他们为什么成功？成功的企业是如何判断和把握中国机会，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？中国企业，尤其是走出去的企业，从中要学到什么？

日前西门子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领域CEO博乐仁（Roland Busch）围绕着西门子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展开的。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，除了上述原因，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性既决定中国经济当前的“稳增长”，也是能否成功“调结构”的关键。可以说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物理学博士博乐仁服务于西门子20余年，1994年便已是企业研发部主管，现为西门子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、基础设施与城市业务领域首席执行官。这一业务部门是去年新建的，西门子在此领域的雄心可见一斑。

我们不妨借西门子的视角，了解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前景，如何开发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，了解“走出去”的企业如何与当地市场实现共赢。

城镇化趋势与挑战

问：西门子在去年10月成立了一个新业务领域——基础设施与城市，主要负责城市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。这是否说明你们非常看好城镇化的前景？

博乐仁：中国有超过50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，而且还会持续增长，城市发展迅猛。城镇化是大势所趋。另一方面，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于城市，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在很多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。

第一是交通。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物流本身就是个巨大难题，由此产生的空气污染等其他问题也亟待解决。第二是能源，包括能源供应和能源的使用效率。第三是水资源。水资源浪费、供应和成本是城市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第四是有关城市治安和居住条件，如医疗保障系统、空气质量、犯罪率等。

我们有专门负责应对这些挑战的方案和部门：交通管理、能源管理、工业与城市水资源管理、城市紧急安全系统、城市医疗保障系统。针对城镇化的调整，你必须保证组合方案全面且具有竞争力，满足城市、基础设施的种种需要。

问：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应当发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，有人则认为应当发展中小城市集群。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角度考虑，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博乐仁：城镇化之所以成为趋势，原因很简单：人们需要学校、医院、公共交通、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，城市是提供这些设施最佳地带，而这些设施也必须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。集约可以降低成本、增加效率。这正是经济腾飞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并且城市愈加密集的原因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。

纽约是个典型的例子。纽约非常密集，连地下空间也所剩无几；甚至向这座城市输送足够的电力都成为难题；为保证安全，地铁运营必须采用更为精准的技术。规模越大，城市密集程度就越高，然而这是有限度的。一座城市的人口可以是成百万上千万，但超出城市承受能力的四五千万就是天方夜谭了。

问：对于你刚才提到城镇化面临的挑战，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措施？

博乐仁：原则是运营成本低，效率高，中国完全可以负担得起，而且符合中国“十二五”规划中降低能源消耗的目标。

具体拿伦敦的例子来说明。我们在伦敦建立了一个城市与机场快速连接的交通模式，伦敦交通局还采用了我们的“拥堵收费系统”，从而有效控制去往伦敦市的交通流量；此外我们还为伦敦提供可减少高达40%燃油及尾气排放的混合动力公交车；并通过公交卫星定位跟踪系统为乘客提供实时公交信息。通过这些组合方案，我们帮助伦敦的交通流速提高37%，同时减少大约每年1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并给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。

我们通过优化系统管理着4万栋写字楼，帮助物业减少能源费用，先进的智能楼宇系统一般能使楼宇的能耗节约20%-30%，甚至40%；我们运营着世界上最高效的生产整合系统，确保生产高效、可靠；我们拥有能源自动化技术，运营着多座智能电网，甚至可以负责管理某个国家的全部电网，对其进行监测和优化。很多案例可以证明我们有能力和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双赢。

问：中国的城镇化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，但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？

博乐仁：我认为城镇化会加速。为应对这一趋势，政府需要更先进的技术，同时也会加强推进使用高效能源、减少单位人口和人均GDP的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消耗，使城镇化成为一项可持续的进程。

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基建？

问：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诚然很大，但也应该考虑当时当地的合理性，比如说，是否有真实需求，是否有实际效益，是否支付得起，等等。现在有不少批评，很多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很低，有的高速公路往往只有一辆车在跑。这说明这种需求不是有效的。你判断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需求有多大？

博乐仁：一方面，基础设施的发展是需要长远规划的，一两年建设的基础设施会使用二三十年，而且投入很大，因此最好确保这些建设真的能够支持经济增长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有较高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水平，即便如此，在投资时也应力求谨慎和准确。

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基础设施总是滞后的，看看地铁和电力供给的情况就明白了。我们必须确保基础设施支出的时机合适，因为这支撑着GDP的增长。中国现有9%的增长率，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增长率是7%，仍然很高，这意味着必须理智、可持续地利用递增支出以维持高增长率。这需要合理的计划，还必须知道有什么样的技术可用。和技术领先的公司合作是明智的，这可以保证这些基础设施尽可能长的时间不过时。

问：现在中国正在进行产业转移，包括地域上从东到西和价值链上从低到高的转移，你怎么看待其现状和前景？这将如何影响西门子在中国的战略？

博乐仁：中国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是一大优势，也是一大挑战。中国一度是“世界工厂” ，但现在沿海地区薪酬上涨，势必造成竞争力减弱。另一方面，人口如此众多，意味着工业区的转移有助于大陆实现高附加值，产生就业机会和维持该产业。

沿海地区需要新的、更高附加值的产业。创新和技术发展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沿海地区。挑战在于，中国不但要为高新附加值的技术建立基础设施，还必须在内地进行基建，为迎接正在转移的产业奠定基础。这不仅需要资本，还要培训人才。这需要支持，我们就是来提供支持的。

许多公司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，这是否会成为主流？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选择不太多。比之将人口由东部迁至西部，这是最好的选择，也给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带来了工业化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希望利用巨大的劳动力，还必须培训他们，必须在西部建立好大学和职业培训。

无论中国的产业如何转移，都不会对我们的战略产生很大影响。因为我们服务的是整个中国市场，办事处遍布全国。我们还计划增加中国大陆的制造厂。

问：中国未来五年的基础设施发展和城镇化主要在哪些方面有重大发展？

博乐仁：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。一个是能源效率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而且增长率仍有7%以上，这意味着要么提供更多的能源，要么提高效率才能得以维持。提高效率是惟一正确的举措，尤其是建筑业、交通业。

另一个是医疗保健体系。中国企业成长壮大，走向全球是迟早的事；同时中国人均收入不断增长，这意味着不断推高内需比例。相较于德国的50%-55%、美国的70%，当前中国30%多消费水平有点低，发展潜力巨大。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医疗保健体系，它让人民生活得更健康，也会日渐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强有力的驱动因素，前途光明。

如何成功走出去

问：西门子现在专注于新兴市场，但新兴市场往往是风险与机会并存。你们如何评估和管理风险，包括政治风险或法律风险？

博乐仁：许多新兴市场，我不认为有特别的风险。其他新兴市场在不成熟时可能会有政治动荡，但目前中国市场非常稳定，我不把这个视为一个特殊的话题。

问：作为一个跨国公司，西门子声称在中国市场能够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来提升当地价值，具体如何理解？

博乐仁：2011财年，我们在中国的营收达到63.9亿欧元。我们在中国有3万员工，其中包括大量工程师。我们在中国有16个研发中心——一句话，我们是个本土企业。“本土”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生产的不仅是产品，而是全套：包括开发产品，设计产品，制